上海市民领导标新的市民意识，造就了充满活力的上海话。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些年代里，上海经济飞速发展，从国外来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当时简直是一个出新事物，上海人就造它一个新名词，如“马路、洋房、书局、报馆、影戏院、卡车、三轮车、足球、高尔夫球、俱乐部、博物馆、幼稚园、自来水、雪花膏、橡皮筋、拍纸薄”等等。随着书局报馆的兴起，很多音译或意译的外来词如“沙发、咖啡、啤酒、幽默、细胞”等也都通过在上海创办的书报杂志传播到全国各地进入共同语。民间用语也常常赶时髦，如上海最早通电车，有了“电车”一词，当时都是有轨道，紧接着上海人就把人脸部额上的皱纹叫“电车路”，又把步行称作“十一路电车”。上海自从有了交易所后，从“算盘”上引申扩用开来“开盘”和“收盘”两个词用于交易，定价格就成了定“盘子”、即有“明盘”、“暗盘”之别，于是欺生加码的客盘（对客边人即外地人）和“洋盘”（对外国人）应运而生。再发展，化了冤枉钱的外国人被称为“洋盘”，后来干脆把“外行不识货”、“上当不察觉”的“阿木灵”都叫成“洋盘”。这种灵活造词和用词的发散性思维，不能不说是在上海这个海派社会的氛围里造就的。

  上海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面向海外，中西合璧，兼收并蓄。上海话对于外来词是积极引进的。在20世纪初曾领风气之先，引进了大量的日语词语，又造出了一大批音译词，以至有的类后缀也自外语中来，如“瘪三、红头阿三”的“三”，“小刁码子、三光码子”的“码子（moulds）”。又如称某人“老克拉”，“克拉”是“经典classics”中来的，称“办法、窍门”的“挖而势”是“ways”，还一度产生了闻名全球队“洋泾浜语”。现在在青年中说上海话时夹杂洋话词语的现象也时而可见。这种“拿来主义”的习惯使上海话总是走在新潮里，利于推动社会现代化。

  上海市民使用语词还表现出其不同使用对象的层次性，在同义的词语或语句面前，各说各话而互不干涉，在老百姓中，说话是平等的，没有什么权威的用法，不讲究规范性。有说新的“飞机浪吊大闸蟹——悬空八只脚”，也有说旧的“四金刚腾云——悬空八只脚”。有说“酷”的，也有说“嗲”说“灵”的，传统和新潮并举，俚俗和正规同行。

  中国南北方言在语法上也有许多分歧，这里用那里不用的，在上海话里却可以和平共处。如可以用点头或摇头代替答问道“是非问句”，在汉语里大致有四种形式：1，V吗；2，V不V；3，V不；4，可V（“V”为动词）。在许多比较单纯的方言中，往往只用其中一种来提问。如苏州话只用“可V”式，杭州话、绍兴话只用“V不V”式，宜兴话只用“V不”式，嘉兴话只用“V吗”式。但是，在上海方言中，这四种形式及其混合式都可以自由说。如“侬是学生伐？”“侬是勿是学生？”“侬阿是学生？”“侬是学生勿啦？”及“侬阿是学生伐？”“侬是学生阿是伐？”“侬是学生，是勿是？”甚至英语的反意问句的形式如“侬勿是学生，是伐？”上海人也用。所以到上海来的外地人，不论他是何地人，问的话是哪种形式，在上海都能交际，上海人都听得懂。于是，正像人们在上海搞经济活动很润滑那样，问话也很自由，上海话也在此种纷繁交际的环境下养成了宽大的自由度。

  汉语中一种常用的带兼语形式的“V1+人+物+V2”句子，其语序原来在上海话里只有一至两种表达形式。后来，在各地移民方言的影响下，也变得很自由，只要在语义上不造成歧义，下面六种说法都可以：“买好小菜拨伊吃”、“买拨伊吃好小菜”、“买拨伊好小菜吃”、“买好小菜伊吃”、“好小菜买拨伊吃”、“好小菜买伊吃”。由此可见在上海话中语言的组装能力之强和上海话容纳各地说话习惯的灵活性。